关于扶桑20年严歌苓和高晓松说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关于《扶桑》20年,严歌苓和高晓松说了这些不为人知的过往

在作家严歌苓的写作生涯中,有一部作品自1995年发表至今已整整20年。

它就是《扶桑》。

《扶桑》 1998年版

关于《扶桑》这本书,一般的介绍会这样写:

《扶桑》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乡间女子扶桑跟随大批到海外谋生的劳工来到美国旧金山,她所要面临的绝不仅仅是生计的艰难。为生活所迫,她只能倚门卖笑从事皮肉生意,却也因此与美国少年克里斯产生了一段纠结的爱情。

但正是这本书,20年来始终为文学界所关注,被无数高等院校的文学专业人员研究,它的拥趸和读者也十分众多。

就在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部书写十九世纪北美华人移民浪潮的作品。今天下午,《扶桑》超级读者、阿里音乐董事长高晓松及书评人史航与严歌苓一起,在北大进行了一场“糟糕的历史与优美的文字”的对话,关于《扶桑》20年,他们有着各自的回忆。

一、严歌苓:写《扶桑》时有抑郁症

严歌苓回忆说,她当年写《扶桑》有一股气,她因华人被屈辱对待而愤怒。

《扶桑》当年的创作过程堪称奇特,上世纪九十年代,严歌苓只身涉过重洋,到美国苦读写作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其时她患上了抑郁症,常常处于疯狂的写作状态中,《扶桑》正写于这个时候。

严歌苓回忆,她在1993年碰到了这个题材。那天她和丈夫约好一起吃晚饭,丈夫来晚了,她于是移步至餐厅旁边的移民历史陈列厅。她和一个穿着华贵、仪态雍容的女子不期而遇,当然后者是在图片上。严歌苓一下子被震撼住了,有一个念头清晰冒了出来,这个女人身上有故事。而再细看图片下的一行字,这位女子原来是19世纪中期旧金山淘金时代最有名的妓女。

严歌苓为这位女子着迷,她发动朋友、丈夫四处找书、找报纸,试图寻找神秘女子的蛛丝马迹。但结果她看了两三年的书,共有几十本,关于该女子的详细过往,依旧没有一点儿答案。严歌苓说,她最终通过阅读获取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一句话而已:当年陆陆续续被卖到旧金山的姑娘有3000人,和他们有关系的白人男性有2000人。“为什么中国女孩对白人男孩如此有吸引力?”严歌苓这样问自己。

她决定写这个从未写过的题材。这个时期的严歌苓独处异国他乡,作为一个东方人置身于西方世界中,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所有尖锐的疼痛投射在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扶桑——一个半世纪前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在严歌苓的笔下,扶桑不单单是一个作为侮辱与损害的形象,她与白人少年克里斯和唐人街大佬大勇的关系,她的顺从与选择,她的退与进,都包含了太多的内涵。而在严歌苓看来,“面对救赎,扶桑内心一直有着潜台词:爱我吧,不要救我。”

严歌苓回忆说,她当年写《扶桑》有一股气,她因华人被屈辱对待而愤怒,她写作的进度也出奇地快,每天会写7000字。“如果现在再写,不会那么愤怒了。”她说。

二、高晓松:同名音乐剧正在改编

高晓松尤其喜欢这一段,扶桑被修道院救了,她偶然看到自己做妓女时穿的红裙子,穿上那条裙子,她觉得那才是她自己,随后她还是回到了唐人街。

在这场对谈里,高晓松是作为嘉宾出现的。他全程拿着一把扇子,扇子上的“晓松奇谈”四个字很打眼。高晓松说,自己的视频节目《晓松奇谈》里有两次讲到过《扶桑》,第一次提到时是说美国历史里的淘金时代,第二次再提,是他在预测奥斯卡得奖影片时,有部讲爱尔兰移民的影片让他想起了《扶桑》。

对《扶桑》的喜爱,高晓松表达得特别直白:“我太爱这个东西了!” 他说“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让他“热泪盈眶”。他特别喜欢扶桑内心的那一种光芒,尤其喜欢扶桑被修道院救了,她偶然看到自己做妓女时穿的红裙子,穿上那条裙子,她觉得那才是她自己,随后她还是回到了唐人街。

“这是一部特别粗砺、特别有肌肉的作品。”他分别拿法国名著《茶花女》、本届奥斯卡提名影片《布鲁克林》与《扶桑》相比,他认为跟扶桑相比,茶花女的处境没有差到哪儿,而《布鲁克林》的女主人公还能在漂亮餐桌前吃饭。“扶桑这个女孩受苦了,拍出来才是震撼人心的!”

高晓松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他买下了《扶桑》音乐剧改编权,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自己兜里掏钱买作品改编权。“这是我自己卖艺的钱。”他信誓旦旦地说,这表明他对扶桑的感情,“以前没有看到这样的女性,她超级强,虽然她生活在最底层,但她不卖笑。”

但高晓松还是发出了哀叹,“《扶桑》改得我很痛苦,经常写完了特忧伤。”他说,音乐剧容量比电影还小,是个小小的奢侈品,要求人物简单、冲突激烈,他曾冥思苦想怎么开场,却很难找到突破口。

三、“写作一直是在自讨苦吃”

她曾写到:苍蝇飞不动,天冷下来,扶桑觉得冷,觉得饿。“我想干嘛,为什么写这段情景?”她痛苦地不断问自己。

和《扶桑》相处的这些日子,也让高晓松发现了自己和一位真正作家的鸿沟所在。“别看我长得糙,我一下笔,就充满了小布尔乔亚的同情。”他感叹道,“歌苓姐,心太狠了!”在高晓松眼里,严歌苓写扶桑真是往死里写,她决绝地面对笔下的角色。“而我觉得自己满腹经纶,还沾沾自喜,这些素质都导致我不适合写作。”高晓松说。

严歌苓则感叹,其实她一直在自讨苦吃。她回想起自己1971年来到部队,最苦是到演出,为了避寒戴两层口罩,最后口罩像冰冷的铁板一样。那个时候大家争着吃苦,发烧了还上台跳舞,会被大家羡慕死了,“吃苦”在当时是个英雄概念。

“自讨苦吃,一直到现在一天不吃点苦,给自己没法交代。”严歌苓说,为此她几乎每天游泳两千米,趴在桌子前写几个小时,腰疼了就站着写,甚至一直坚信,“不写作不可爱,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怀疑。”她说,自己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而是一个怯懦的人。

严歌苓还自曝,写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严重自我怀疑的阶段。她提到写作《扶桑》时的情景,她曾写到:苍蝇飞不动,天冷下来,扶桑觉得冷,觉得饿。“我想干嘛,为什么写这段情景?”她痛苦地不断问自己。

“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高晓松的这番话,或许可以作为严歌苓几十年写作的总结语。

艺绽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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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路艳霞

本期编辑: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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