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安机关3月25日晚间通报，查明纵火者是受开元城御景二期工地承建商崔连某和杜家疃村主任杜群某的指使实施。纵火案的幕后黑手，竟是本村村主任，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村干部本应是村民利益的守护者，怎么成了开发商的马前卒？ 村民反映，被拘捕的承建商崔连某也是平度本地人，“是另外一个村的”，和唆使纵火的村主任杜群某有亲戚关系。 一些村民向记者反映，在村里南北向的大街上，能看到四五栋五层左右的楼房，“都是住人的，已经卖了三四年了。”但地什么时候卖的、钱有没有到了村集体，没公开过，村民们也不知道。 得知村主任是纵火的幕后指使者，不少村民也感到震惊。他们也不清楚，村干部和开发商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被开发商收买？村干部自己有没有在其中私自开发？这是不是村干部愿意当开发商打手的直接原因？ 警方表示，正在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杜家疃村本届村委班子成员于2011年3月份选举当选。李国良等村民反映，村里选举存在贿选，当选村干部要靠“买票”，而且愈演愈烈。多位村民指证，2011年那次村委会选举，村主任选票每张大约1000元钱，杜群某总共花了30多万元。 记者就此进行核实，但村委会班子成员除杜群某被刑拘之外，其他人也都无法找到。 杜家疃村共有197户村民，选个村主任要花这么多钱，图啥？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一些靠近城市的农村，资源、资产越来越值钱，农林地、宅基地、水塘、荒山，都能生钱。 不少村民怀疑，不惜重金争当村干部，因为村集体收益越来越诱人。村民李作军说，“像农用地征收，一亩地出让之后值几十万、上百万元，卖地时留一手，十来万就到手了。还有补偿款，多留一天，光是存银行就能产生不少利息。” 征地争议不断，审批却一路绿灯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需要征求村民的意见。 杜家疃村有197户村民，记者串户采访了其中40余户。受访村民均表示，村委会欺瞒村民、偷偷卖地。村委会没有为征地开过代表大会，也没有广播或入户告知，更不用说经过村民同意。 村民张秀香是2013年打青岛市市长热线，询问为什么当年没有粮食补贴时，才被告知自己的地早在五六年前就卖掉了。 征地不透明，征地补偿款发放也存在很大争议。记者采访的多数被征地村民表示，只收到了每亩2.5万元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加起来1800多万元的征地款和增值收益款没有见到。 对此，凤台街道办有关负责人说，这笔钱之所以没发，是凤台街道办和杜家疃村委会共同决定的，是为了“避免钱全分了以后村民乱花”。 从杜家疃村委会2006年“偷卖土地”至3·21纵火事件发生，期间老百姓从毫不知情、到采取各种途径投诉举报，再到最后守地农民殒命火场，前后历时近8年。 从平度市国土资源提供的《征收土地预公告》上看，包括杜家疃涉事地块在内的12.505公顷土地，拟作为“工业和教育用地”，不过最后被房地产开发商拍得。部分村民对此意见很大，认为改变了土地用途。 平度市国土局土地征收科科长袁延斌认为，村委会签了协议书，证明村委会同意征地。至于村委会是否征求了村见，不在国土部门的审查之列。 业内人士表示，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背后存在巨大的价差。一般来说，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只有住宅建设用地的一半不到。“挂羊头、卖狗肉”，低价收购—转变性质—再高价出让的曲线是常见伎俩。只要改几个字，就能少给村民补偿款，政府多收卖地钱，辗转腾挪出巨大的逐利空间。 不过，袁延斌认为，农用地征用后，就变成了国家建设用地，只要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建什么都是合法的，不能等同于擅自变更土地用途。 监管缺位，基层干部以地谋利多发 从震惊全国的乌坎事件，到深圳20亿身家社区干部，随着土地价值不断增长，涉地、与开发商合谋攫取集体利益成为村干部违法犯罪的“重灾区”，监管弊病不断凸显。 “一再发生的征地恶性事件，暴露出在中国当前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基层监督的缺失，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集体资产很可能被村干部自由支配、甚至沦为谋私利的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说。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表示，“要防止侵害农民利益，必须在完善村务公开上下功夫。”一些专家表示，虽然村集体自治，也应普及村干部离任的审计清单和责任追究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锡文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总是有限的，不能一年年持续卖下去。“仔卖爷田心不疼，卖地发家的方式该改了。”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在单轨制的土地流转制度下，土地征收——出让的过程掩藏着暴利，而基层自治的不完善、不公开和不规范，给部分开发商、个别基层政府和干部通过搅混水捞取暴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暴利驱使下，暴力开道就成了铤而走险者的选项。村民杜伟峰说，为了让他们尽早腾地，“‘他们’打伤过村民，破坏过村民的玻璃、汽车。” 在村主任等人被刑拘后，不少村民拍手称快，村里还有人放了礼炮；也有人“惊魂未定”：村主任指使人纵火，背后还有没有人指使村主任？
